中国纺织亚博全站APP官网业:不仅仅是贸易战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2-09-25 23:33

  最近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不仅是一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较量,而且是中国纺织业自省之由头。纺织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,能否在外在压力下转变增长模式,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全局性挑战。

  粗大的蒸汽管道蔓延在收割后的稻田上空,更粗大的、色彩明亮的排污管沿着公路起伏一直到几十公里外的处理厂,在浙江绍兴这个名叫齐贤的小镇,5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显现着中国农村走向工业化的痕迹。

  今年5月,欧美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重新设限,给小镇投下了阴影,生长于此的7万多人都可能被波及。

  美国商务部4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前3个月,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裤子达到7410万条,同比增长1521%。这种剧增使美国在5月13日宣布,对来自中国的棉制裤子重新实行配额限制,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今年最多只能增长7.5%。

  知情人士说,一些工厂的面料现在大多运往中东迪拜,通过这个著名的自由贸易港转口,纺织业属于什么行业这样欧美新政策就“管不着了”。在江南一带,遍布着几千家这样的小工厂,他们要么不去碰设限的产品,要么通过其他市场进入欧美。

  与之相比,大型企业对欧美举措并不感到意外,他们准备更充分,产品更为多元化,抗风险能力也更强。山东兰雁集团进出口公司经理姬光成说,从去年开始,他们已着重培养非配额地区的客户关系。生产衬衫和西服的雅戈尔也已开始调整产品中棉的成分,避开全棉以及含棉量在50%以上的产品。

  记者不断听到业内人士关于为何屡屡遭到贸易壁垒的反思。如果不考虑原因,纺织品行业本身是否也有取祸之由?

  太多的产能集中在低档次产品,是大家共同的回答。以出口来看,目前我国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贴牌产品,而且大多档次不高价格低廉,2004年针织衬衫每件平均单价为2.17美元,裤子为2.89美元。

  同样的情况曾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身上。当时迅速崛起的日本制造业使美国感受到强大压力,遂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最频繁的国家。而恰恰是这种外部压力,使日本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产业升级,“日本制造”从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。同样的历史也曾在韩国上演。

  在纺织业内,产品质量并不是难以逾越的天花板,真正困扰行业的是附加值。国外的著名服装品牌各季的时装发布会,往往引领世界潮流,他们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。对于中国服装企业来说,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。

 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去年底完成的一项浙江“十一五”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里,这种方式被称为“倒逼式”,并被认为是这里的经济进行转型最有希望的方式。“活不下去了,只有求变。”浙江大学副教授黄先海说。

  从表面来看,中国的近百万家纺织服装企业似乎正在世界上创造奇迹,拥有锐不可挡的竞争力,并养活了1900万产业工人。但在繁荣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,中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。

  1990年代,曾一度凋零的中国纺织业被彻底放开,逐渐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。这两种模式缘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与资金实力,双双具备了在世界上的竞争力。

  对于民营企业占90%的浙江来说,竞争力来自于产业集群。“在这个链条上,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能很快找得到。”即便是本地没有的棉纱、化纤等原料,通常也不用他们自己操心,因为新疆、湖南等地各家上游企业大多都在长三角设有办事处,看样订购后打个电话就可直接发货。

  与这里密布的产业集群不同的是,在山东,魏桥集团则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:从棉纱到服装,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布在5个工业园区,5个自建的热电厂保障它的电力供应,15万员工去年生产了54万吨棉纱、12亿米坯布、1.3亿米牛仔布。

  无论是浙江还是山东,一个共同的优势是中国1900万综合素质较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产业工人。目前他们劳动的工资是0.69美元每小时,而在欧美,这个数字是6-7美元。尽管在印度,劳动力的工资是0.57-0.59美元,孟加拉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更低,但一位曾经在那些地方设过厂的人士告诉记者,文化背景与传统习惯的不相同给工厂带来了很大麻烦,比如孟加拉工人一到斋日就不工作,非洲国家许多工人则是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。

  “现在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,比原来在蜡烛厂700块好多了。”在齐贤镇印染厂车间里,30岁的女工小王告诉记者。而在山东青岛,一位十多年的“老纺织”说,他在90年代初的每月收入约在300元,现在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670元。

  事实上,纺织机械的大量进口却将巨大的利润留在了海外。在莫总经理的工厂里,只有几台最便宜的缝纫机是国产货,其他全部进口,耗资一百多万。她说自己的工厂属于这个工业园里最小的,越大的厂,进口的设备越多、越高档。

  共识是,在纺织品产业链条中,中国只是赚取了10%左右的加工费,90%以上的利润是掌握在国外品牌商、渠道商和零售商手中。

  近期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说,布什政府并不赞成贸易保护主义,但不得不对来自国内纺织行业的压力作出让步。

  尽管对于这次设限感到愤怒,而且觉得单个企业毫无办法,但江苏出口商徐先生仍不愿意加入任何行业协会,“信息不从他们那来,研发能力也不具备,对政策的影响力我们也感觉不到,为什么要加入?”

  据悉,一些地方政府已下发文件,要求行业协会褪去官方色彩,改由企业会员构成,但这个过程还是刚刚开始。

  同样,关于纺织品的国际博弈也仅只是开始。《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》第242段规定,如果进口国市场出现可以被证明的“扰乱”,且此种“扰乱”与来自中国的进口有因果关系,则进口国可以采取限制措施,并可重复申请使用。

 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,这样做的目的很多,更多的则是一种安抚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姿态。我们要把吵架看做一种常态,不是纺织品,也会有其他别的。当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打了几十年,中国将来也会是这样。

  裴长洪:美国现在设限,只是个题目,并不是想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,也不是可怜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,担心他们失业,都不是。

  总体来说,是美国需要和中国做点吵架的文章。但是吵架不能骂大街呀,得找题目,那正好就是纺织品了。

  吵架也是有原因的,中美贸易顺差比较大,中国外贸总额在入世后这几年从5000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。就这一点,就让有些人很不痛快。

 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,这样做的目的很多。美国政府处理跟国会的关系,更多的则是一种姿态。因为美中贸易逆差比较大,有一部分利益集团不满意。中美贸易既养活和形成了一个对华贸易的利益集团,同时也有一些利益享受不到的集团。后者就有意见,美国政府也要安抚他们。怎么安抚?那就是和中国吵架,以说明自己很公正。但真要说掰开面子大干一场,买卖也不做了,那一伙在中美贸易中得利的利益集团他干不干?他未必会干。所以这要平衡。总的来说,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需要和方法。

  中国人不习惯吵架,我们只习惯大家意见都一致。我们要习惯跟人吵架,这没什么,吵完架还一起吃饭,一边吵架一边喝酒,这日子就这么过。

  记者:在整个争端中,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始终替企业代言。如果中国的纺织品协会更好地代表企业这方,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。您怎么看?

  裴长洪:咱们的行业协会主要是官办,缺少真正的企业家之间的行业协会,这是我们的一个弊病。官办的协会还要,但同时替企业办事的中介机构不成长起来也不行。

  这类中介机构成长不起来主要是没人去做。因为民办的话首先要赢利,要养活自己,而民办的中介机构通常信誉不高。而且中国社会目前的组织资源、诚信资源都是垄断的。所以,不是政府想不开,而是这个社会还不具备这种条件,你长不出来,政府又得去补台,从而又产生依赖性,就形成恶性循环。还得一步一步来。首先得民营企业发展,然后分工进一步扩大,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面分离出来。

  裴长洪: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所占比重很高,这是事实,这也更说明现在的经济利益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贸易摩擦一部分是民族利益,一部分是全球利益。你做得过头了,大家都没好处。

  两税合并暂缓是有必要的。对外商优惠政策的处理,要既能吸引外商多来投资——因为毕竟现在吸引外商投资还是竞争性的——又要引导他们投我们需要的方向。所以优惠政策最好不要简单化地取消,而要差别化。你想要的,你给他优惠;你不想要的,他来也行,但我们不给优惠。怎么体现差别化现在还没讨论清楚,需要个过程。

  记者:中国许多比较优势的企业多集中在低附加值行业。现在中国整体要往价值链上走,路越来越难,总是不断遭遇反倾销、特保等限制措施。你怎么看?

  裴长洪:我们多数产品是低端产品,甚至相当一部分所谓高新技术产品,也都是在价值链的低端,因为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。

  中国整体要往价值链上走到底是难还是易,关键是看你用什么眼光看。如果你用历史的眼光看,就不难。如果你想明天后天就进入高端,那是难。如果我们把2005年跟1995、1985年比是什么情况?这么一比的话,我们不是变化太快太大了吗?要不人家怎么害怕呢?

  你觉得很难,是太急了一点。但我们在低端占的时间要比日本、韩国的更长。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,所以眼下是能高就高,低的也要。

  记者:欧盟在今年年底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谈中,将在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方面给予中国巨大的压力。您对此怎么预测?

  裴长洪:都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。反正我们的市场已经在开放,无非是让我们再快一点。但是快了,有些你也进不来。

  沃伦.尼科尔斯经营着世界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,这家名为RenfroCorp的公司每天生产100多万双袜子,4500多名员工分布在世界多个地方。今年晚些时候,尼科尔斯还计划将他的制袜业务扩展到中国。但由于布什政府对产自中国的袜子实施了进口限制,Renfro从中国运回美国销售的袜子将达不到原来计划的数量。

  带头要求实施进口限制的是AlabamaFootwear的查尔斯.科尔。尼科尔斯说,“我可以将业务转移到洪都拉斯,这样我的饭碗就保住了,但我美国工厂里的76名工人怎么办?”

  当2000年有人提出允许让加勒比国家的纺织品免税进入美国时,美国制袜业协会内部开始产生意见分歧。从此争论变得更加激烈,并迫使长期担任制袜业协会主席的希德.史密斯于2001年夏天宣布计划退休。2002年到了Renfro选择是否续签美国制袜业协会的会员资格时,纺织业尼科尔斯选择了不续签。

  2003年,科尔开始游说起草一部新法律,要求所有在美国出售的袜子包装上都需具有明显的原产国标记。科尔还决定寻找办法直接限制从中国进口袜子。尽管美国曾在2004年底同意取消所有配额,但仍保留在3年内实行年度保护的权利,以免受蜂拥而入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。

  2003年初,在科尔的游说下,美国商务部纺织政策主导官员伦纳德访问了佩恩堡的几个工厂。2004年6月,由科尔牵头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书要求限制从中国进口棉制、毛制和人造纤维袜子。几周后,政府同意考虑这一。10月22日,布什政府批准了,对从中国进口的袜子进行为期1年的限制。

  截至5月12日,袜子进口量达到了去年10月设定的上限,这意味着将禁止从中国进口袜子,直到10月份重新审议为止。尼科尔斯减缓了在中国的发展速度。

  但尼科尔斯认为,美国阻止进口的做法最终将显示对遏制全球化生产无能为力。他说,除中国外,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廉价生产商品。

  今年2月份,科尔公司宣布,该公司很快就会开始将生产外包到海外。4月份,Prewett开始逐步关闭一家工厂,导致大约50人失业。□摘自《南方周末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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